献给聊城三中六十华诞 阎长贵
汪玉芬(阎长贵夫人)、阎长贵和魏茂梃2009年4月
毛泽东批发我的处女作
聊城三中第一届学生 阎长贵
1962年9月,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短文,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我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关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有一定名气,也很受毛泽东赏识,他在我人生和学术道路上有重要影响,是他把我领入理论研究之门。
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转做地方党的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1950年调济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该校后和山东省委党校合并)校长。1956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中共八大代表、三届人大代表。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旋即关入秦城监狱。1982年初,释放出狱,免予起诉,作为公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著述很多,他说“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超过他原来的研究成果。2005年逝世,终年86岁。他对毛泽东一往情深,始终不忘毛主席的知遇之恩。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关锋在指导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时,一再嘱咐搞研究一定要学会写文章,我也努力这样做。1962年夏天看到一份《中国青年报》的“青春寄语”栏目的约稿题,其中有一个题目叫做《“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注明参阅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华君武《无题》漫画。我对这个题目和华君武的《无题》漫画很感兴趣,于是试着(确实是“试着”……)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寄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在曹柏峰编辑的帮助下,于9月22日在“青春寄语”栏目见报。这是一篇短文,千把字,为便于后面叙述,谨全文抄录如下: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华君武作品《无题》1962年8月
华君武同志在《无题》的漫画(见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中,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它身上写着“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大概这八个字就是不倒翁先生的处世方针。我觉得,这虽然是一幅漫画,但实实在在是我们生活中一些人的维妙维肖的画像。照他们看来,“出头的椽子先烂”,因此,人在世上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世无争,——从而保证一辈子平安无事,什么错误也不发生。
大概这些人也知道,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猿学会用两条腿直立走路,学会用两手操作工具,这是猿变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达到这一步,猿是经过了摔跤、甚至“牺牲”的艰难、缓慢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聪明”的猿为了不摔跤,照旧用四肢爬,甚至还讥笑那些学走路摔了跤的猿。然而那些不怕摔跤的“愚蠢”猿,经过亿万次的摔跤,却变成了人——最高级的“万物之灵”。这样说来,我们人类倒是应当感谢那些不怕摔跤的猿呢!
猿变人的过程,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了。但是我们在婴儿学走路的过程中还是可以领悟到这样一条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
其实,何尝学习走路是如此呢,学习各项工作(工作、农业、服务行业、科学研究)也莫不如此。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人们正是“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错误和挫折的教训,而逐步变得聪明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也就是犯错误的总和。当然,我们提倡不怕犯错误,并不是对人民事业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在工作中一举一动都应当从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真正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一定可以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即使错误已经产生了,也一定能够迅速纠正错误。总之,错误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包袱而阻碍我们前进。
有些人以为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受到批评,殊不知,不做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它同在工作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不革命而走倒退的道路,一个是在前进中暂时遇到挫折。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反对不积极工作而坐享其成的人。至于有些人,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犯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和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而给予他必要的批评甚至处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应当因此惊慌失措起来。犯了错误而挨了批评或者受了处分之后,不仅没有消极起来,而且更加积极起来,应当说,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好同志。
“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习那些“出头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头的人。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在前进中即使犯了错误(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变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们这种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这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后拿到十五元稿费,很高兴,再也没想其他什么,只是觉得作为一次练笔效果还不错。然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一件又一件与这篇小文章有关的事情,简直把我都弄糊涂了。下面列举几件。
其一,邓力群要我给《红旗》写文章。有一次在办公楼的楼道里,当时《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见到我,问我:“唉,你怎么不给《红旗》写文章啊?!”我说,我还不会写文章,不敢给《红旗》写文章。确实是这样。当时我虽然已调到《红旗》工作,并且一年多了,但给《红旗》写文章,特别是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在我心里和眼里还是很神秘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即。至于邓力群为什么那样问我,我只是看作对青年人的鼓励,根本没去多想什么。
其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约我参加座谈会。大约是1962年的十一、十二月份,我收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约我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会议地点是东四十二条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会议室。届时有五六个或七八个人到会,我是年龄最轻的,感到很拘谨,也不大敢说话,可是会议的主持人对我很热情、很客气,会议上印发的几篇文章,我那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排在很突出的位置,大概不是第一篇,就是第二篇。会后,报社领导招待吃饭,一大桌,八九个菜,有鱼有肉,这在当时——困难时期还未完全过去,那算是很丰盛的;而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吃到的最好的饭菜,是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礼遇,——此情此景,使我兀地想起《水浒传》中林冲在充军发配路上说过的一句话,真是有点“不消生受”的感觉。
其三,新闻系的学生登门造访。1963年春的一天,有位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到我的住处(朝内大街新鲜胡同真武庙甲一号)找我。她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需要进行一些调查,想问问我那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对她的来访和提出的问题我感到惊奇,觉得没有什么好问和好回答的。承蒙相问,我如实地向她讲了写作这篇短文的简单(确实很简单,实在没有很多的想法……)过程。她又问我:“你怎么想到写这样一个题目?”对这个问题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只能说——事实也如此,这个题目不是我出的、我想的,它是华君武一幅漫画上的两句话,《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印在一份约稿的单子上,我就是在这份约稿单上看到的。她还问我如何写文章,这就更有点莫名其妙,无可奉告了。《“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我写的第一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且只是一篇千把字的短文,要我谈写文章的经验,这不是开玩笑!
其四,《“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收入《报刊评论选》一书。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楚了,大概也是1963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志来找我,说要把我这篇文章收入一本书,问我还有什么修改没有。我因为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后的“际遇”,我还真的作了一些改动,集中地表现在最后一段。
原文为:
“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应当学习那些“出头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头的人。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在前进中即使犯了错误(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变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们这种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改动后的文字为:
“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习那些出头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头的人。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由于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如果他们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然而并不畏难,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变失败为成功之母。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更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报刊评论选》在收入这篇文章的后面加注说:“选自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编入本书时曾经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来,当我收到这本寄赠的书,看到其中的文章和许多名字时,简直把我惊呆了。该书收录的有《解放日报》(延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大报的许多社论、评论,还收入了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陶铸、罗瑞卿、吴晗、马南邨(邓拓)等许多名人的文章,我这个小人物的名字也忝列其中,真是不知道什么滋味,不知道说什么好。是“理应如此”?——我没有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想;是“受宠若惊”?——总的感觉,还是“不消生受”。
当时,还有人著文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新闻业务编委会编辑的《新闻业务》1963年第4期发表了署名闻道迟的文章,题目叫做《青年读者的知心朋友——读〈青春寄语〉杂文有感》其中谈到《“永不走路,永不摔跤”》那篇短文,说它“是专为一部分经受不起批评和委屈的青年同志而写的”。又说“怎样正确看待犯错误,这是对青年朋友很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请看,阎长贵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这么来议论的。”作者接着议论道:
这篇杂文借用了华君武的同名漫画的形象,提出了像不倒翁那样的人,唯恐“出头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之后,就采用由远而近的写法,从猿猴变人、小孩学步谈到了怕摔跤就不能进步的一般道理。从第三段起,又进一步分析到如果怕犯错误而不敢做工作,那就永远做不好工作。但,作者并不片面地去谈错误的难免性,而是更深一层地强调了不怕犯错误并不意味着对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只要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可以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迅速纠正。写罢这些正面道理之后,文章又从另一个角度针砭了“不做工作的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性质与在前进中暂时遇到的波折是根本不同的。从以上正反两面的论证之中,作者归结为:“‘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应当说,这一观点是警辟而又实事求是的。)因此,作为一个革命者,面对着难免要犯错误这个事实,是进攻还是退缩呢?这篇文章便是以歌颂勇敢追求真理的思想回答了这一问题。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用今天常用的语言说,《“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篇短文在当时发生了相当“轰动”的效应,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荣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确实是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长期是个谜。对这件事我也没去打听过,因为当时参加工作不久,同社会各界交往很少,孤陋寡闻;我的直接领导,或者说,我的导师关锋,他是知道的,但他没有告诉我。据他后来解释,说是怕我骄傲。所以我一直蒙在鼓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告诉我: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究竟毛主席对这篇短文说了什么话,戚本禹没有告诉我,我也没问——没好意思问。直到差不多30年后,即1991年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参加薄老(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的写作时,我才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毛主席关于这篇短文的批语,其内容为: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高文秀注】毛泽东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批语中的“各同志”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一切都清楚了,这就是谜底。这就是《“永不走路,永不摔跤”》那篇短文发表后所发生的这样或那样事情的原因所在。说实在话,并不是我那篇作为我的处女作的短文,有什么高明之处(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其中所说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是对的),而是它适应了毛主席的需要,被他老人家看中了,在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27日)上郑重地向全会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即印发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人有个生不逢时的问题,文章也如是。很显然,是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给这篇短文罩上一层光环,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关注和厚爱,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荣誉。换言之,如果不是有毛主席的批语,我那篇短文是决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的。
写到这里,关于我那篇短文本身,似还应该说几句。那篇短文是凭借华老(君武)的一幅叫做《无题》的漫画写的,可以说,没有华老那幅画就不会有我那篇短文。但我对华老的画有误解,说他画的是“不倒翁”,这不对,实际上是“襁褓中的婴儿——老头”。
1999年,我向华老求画,他把这幅画重画了一次赠我,并赐惠书,其中说道:此画较1962年那幅有改进,不用无题,改变也强调了画中襁褓,以免如你一样误会成了不倒翁,加了一个奶咀〈嘴〉。小小一画不想已经近四十年了,现在再想当时干部中有此心态,也有处分过重的因素在内。
华君武为闫长贵作2000年1月
华老说的很深刻,在我们党的历史(包括建国后)上,对犯错误(很多时候是把“正确”当作“错误”)的人常常“处分过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情,反反复复出现,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等等,造成了很多很多冤假错案,搞得一些人因怕犯错误而不敢做工作。但我觉得,在1962年9月份,毛主席之所以看重我那篇缘华老漫画写的短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错误的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有“讳疾忌医”的意思。“文革”后,戚本禹跟我说你那篇文章有“救驾”的作用。这是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这就是说,我那篇短文适应了当时毛主席的需要,即适应了他不满意别人批评“三面红旗”错误的需要——这是我今天想到的,不知能否得到华老和广大读者的首肯?毛主席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一篇千把字的短文有什么好研究的。实际上,毛主席是把这篇讲普通道理的短文政治化了,他借这篇短文提出一个大问题,即:如何对待1958年以来我们党的错误?这个问题,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特别是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来,毛主席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分歧的,很大的分歧。最根本的分歧,就是应该不应该正视错误,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客观地说,毛主席在当时虽然纠正了若干具体错误,但缺乏总体的深刻认识,以至“左”的思想和错误更加急剧发展,导致更加严重的错误和悲剧——“文化大革命”。还要指出毛主席当时的心态也是相当多人的心态(包括我自己的心态),因而,这也是他老人家批发那篇短文就引起一系列反应的重要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毛主席崇高威望的原因外)。当然,再说一次,平心而论,我那篇短文所讲的道理,从一般的意义或抽象意义讲,还是站得住脚的,但当时所起的作用,历史地讲,并不好,即起了阻碍人们深刻认识和总结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作用。
华老在给我的信中还写到:“此画送你是很有意思,不止是画,也有此画的一段经历在内,如果你还喜欢,可去裱画店用纸拓一下,不要裱,然后再配一稍大的深色木框(窄边)就会好看一些。”我照做了,现在这幅画就挂在我书房里。现将华老的两幅画一起收入以飨读者,让我们共同赏玩华老的高超、精湛画艺。
二○一二年十二月五日于北京东城沙滩北街二号院一号楼敬学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