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西洞庭
难忘西洞庭 阎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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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阎长贵从给江青当秘书到秦城冤狱
1967年阎长贵在给江青当秘书期间，1967年12月的一天，他收到中央文革办信组转来的北京某电影制片厂一个女干部给江青和戚本禹的一封信。这封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他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干部讲了她的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阎长贵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他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係，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於是他请示江青。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
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係。其实，这一点他是误会了──确确实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係。他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他：“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一下子，阎长贵他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他“请示”江青的那封信，他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係？”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过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後，他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写的他在抗战初期一个阶段的亲身经历，《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後，上海文化工作者一部分转移到大後方，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江青就是属於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於他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後的几天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他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他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银禄
在这天的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长贵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办事组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长贵从钓鱼台十一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有两个战士看守。这一天正好是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长贵：你在干什么呢？阎长贵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这时阎长贵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二十二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姚文元。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
第二天，阎长贵就被关进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七年半。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难忘西洞庭 阎长贵
西洞庭，即西洞庭农场。我本山东聊城人，离湖南西洞庭大概有两三千里。我怎么到了那里，并对那里有了深厚的感情？在那里──不止在那里，还有常德、长沙，以及整个湖南结交了很多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这说起来，还真得要感谢“文革”，如果不是“文革”，我不会有这样的际遇。在“文革”中，我万万想不到自己竟然成了“中
我是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刊红旗杂志社，跟当时在哲学界已有相当名气的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成为关锋的学生和部下。
1967年1月组织上调我担任江青秘书。同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打倒后，江青因为我向她转呈一封群众来信，怀疑我是“坐探”，把我关了起来，直到流放至西洞庭“等待结论”。
我心里清楚，自己是发配来的，算是“戴罪之身”，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劳动接受改造，不能期望新环境对我多么友善。但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到歧视，相反，还享受着从领导到广大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农场，我终于走出了不见天日、不能和人（除了看管我的狱卒）接触的单身牢房，对西洞庭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总算见到天，见到太阳了，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葱绿的禾苗……我参加劳动，很积极，很认真。在酷热难当的夏日，脸上、身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工友们心疼地对我说：“你这样不行，要注意保护好身体，你不能和我们比，我们习惯了……”多关心、多感人的话语，多年没听到了。每念及当年的情景，都难免一阵感叹。下面，我通过几件事情，谈谈西洞庭领导、干部和职工对我的照顾。
第一件事，是关于我到农场后安排到哪个单位，怎么劳动和生活。我后来听农科所总支书记高铁珊告诉我，他说：“你来农场后，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对把你安排在哪个单位和怎样劳动和生活，都非常关心。经过研究，安排到我们农科所，这里离农场总部近。怎样参加劳动，覃书记和我商量，考虑到你是北方人，不便下水，安排你到科研队棉花班劳动，这是旱田作业。”──应该说这是多么大的照顾啊！
西洞庭农场，是1955年招工在洞庭湖边建起的一个大农场，它不是劳改农场。面积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干部、职工，包括家属，有三万多人。除了农科所外，有十几个分场，农科所和各分场，都有包括小学、初中的学校，总场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粮店、邮电支局等。农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行政级别是县级。
在秦城监狱七年多，我和父母、妻子都没有丝毫联系，他们连我死活都不知道。我到农场后，立刻给家里写了信。他们接到信，父母来了，妻子和儿子来了，一家人终于在农场得以团聚。后来，父母回了山东，妻子、儿子留下来，我们在农场安了家。从住房到一切生活用品，包括被褥、蚊帐、锅碗瓢盆等等，都是农场新购置的。
我每个星期劳动五天，学习一天，休息一天，为了让我了解形势，组织还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在一天的学习时间里，我除了看报纸，还看些理论书籍。我是学生出身，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离开书是不能活的。这就是我农场第一年生活的大致情况。
农场的领导和职工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说不清楚。当然，不论到哪里还是好人多，劳动人民是善良的，都有“恻隐之心”，但这肯定也和农场的“第一把手”覃正彦有密切关系。我觉得，覃正彦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他在文革中被打成“石门县最大的走资派”，受到六七年的残酷迫害，因而他对文革中所谓犯“错误”的人比较同情，但我认为他又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的。比如，我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做“结论”，还没有恢复“党籍”（其实我也没被开除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我心里有不痛快，但我理解。
第二件事，覃正彦关心我的工作。有一天我在棉田里劳动，有一个高大魁伟的中年汉子，像一般职工一样，戴着斗笠，扛着锄头，走到我身边，亲切地跟我说：“阎长贵，咱们聊聊。”当时我还认不清他是谁。我说：“好啊！”因为我和好多职工聊过了。当时我的身份是保密的，可能除了农场几位负责人外，一般职工大概都不知道我的身份──专案组在释放我的时候，明确告诉我：“不能说是江青的秘书。”但同意我说原来的单位：红旗杂志社。所以，我刚到农场不久，有两个职工和我聊天时说：“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说是‘战犯’吧，你太年轻；说你是作家来体验生活吧，也不大像。”我只好说，我就是来参加劳动向你们学习的，我也没说我犯过错误。他们为什么怀疑我是“战犯”，因为1975年初我们国家确实释放了一批战犯，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而我当年才38岁。覃正彦找我聊天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注】湖南石门县委第一书记覃正彦1962年3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包产到户的十五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了包产到户有七大坏处，1967年10月，由军代表支持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告，布告上“覃正彦”三个字还用红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处，致使全县许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残酷斗争和折磨。文革中，覃正彦恢复工作后，先在桃源任县委书记，后任常德地委副书记。1973年1月至1981年3月，被贬到国营西洞庭农场，任中共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
覃正彦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覃正彦。”我马上说：“您是覃书记！我早就知道您了，听不少人谈过，但我眼拙，还认不准。”他问我：“农场怎么样？劳动和生活还适应吗？”我说：“农场很好，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企业，很开眼界。我虽然是来自农村，但由于上学读书，又在机关工作，二十多年没怎么劳动了，我有决心学会劳动。生活嘛，北方和南方有差别，也会慢慢适应的。”覃书记说：“你的结论还没来，等做了结论，你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工作吧。”听覃书记这样一说，我当然很高兴，说：“那好，我太谢谢组织了！”
1975年11月份，专案组到农场宣布我的结论。这个结论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说我 “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人”，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所谓“假材料”，就是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说实在的，这封信和江青根本没一点关系，而我误会了和她有什么关系。我跟专案组的人说，如果因为我送的这封信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可以，但说我“陷害”她，我确实没这个心。专案组要我签字，我不签。专案组又把江青搬了出来，说“这是首长给你定的性” ──意思是说：他们也没什么办法；还说：“对你处分也不重嘛！”因为那封信我已经被关了七年半，还要给我“留党察看一年”，还说不重，这是什么法？但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求得一份工作的权利，我违心地签了字。
有了这个结论，农场党委和覃书记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工作了，就决定让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副科长，他告诉我：“你不能到农业科，在那个单位，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得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干不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好意，接受了这个建议，自己向组织上提了出来。组织上问我：“那你想干什么呢？”我说：“那我去教书吧。”这样，组织就安排我到农科所学校教书，大概半年后，又叫我当了该校的校长。
1978年覃书记和农场党委还是调我到党委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让我给农场的干部多次做“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报告，还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从我这个经历看，农场党委和覃书记对我是够重视了。至今想来，我很感激。
第三件事，农场党委和覃书记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后来，“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当时党委书记是张浩的儿子、林彪的侄子林肖硖）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很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第四件事，就是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当时这叫做“农转非”，即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据说名额是千分之一。我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夫妻两地分居总不是一回事。红旗杂志社人事处的人说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当时在北京有一种说法，要带老婆进北京（特别是农村户口），比在北京找一个老婆还难。我妻子和儿子原来都是农村户口，在农场安家后，国营农场的户口，也不算城市户口。西洞庭农场虽然是一个有三万多人的大企业，但它不管户口。这时候，覃书记对解决这个问题很热心，他亲自带着我到常德县找县委书记，终于把这件天大的难事办成了……
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农村和厂矿的人很多，所谓改造思想，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曾享受过我这样被关怀被照顾的待遇。在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的那个年代，西洞庭人给了我心灵上的慰藉和温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
作者为《求是》杂志编审，曾任江青秘书
